二月二，龙抬头，好多地方要做招财术，叫做“引钱龙”。
引钱龙，主要用水去引，比如在水壶里放几枚硬币，在附近的水井、河泊打一壶水，一路细细撒点儿水到家后，将剩下的水和硬币倒入家里的水缸里、鱼缸里，意思是将钱龙引到了家里，增加财运。
“二月二，龙抬头；三月三，生轩辕”，三月三出生的被称为“天胎”，二月二呢？有种说法，二月二龙抬头，这是红鲤鱼的命格，比较怪。我姥姥是满族人，姥爷是山东人，他们住在黑龙江牡丹江穆棱县的共和乡（现在好像是共和县了）。那里是黑土地，冷冽的溪水，大片大片的泽地，经常能看到天鹅慢悠悠地飞起来，悠悠飞着。我姥爷是闯关东的山东人，他是个老师，斯斯文文的，长得很好。当时政府办扫盲班，他是教员，我姥姥在底下学习，一眼看上他了，死活要嫁给他。我姥姥是满族人，她姓“麻”，祖上为“马佳氏”，属于上三旗之首的镶黄旗。他们家七个孩子，每个孩子差三岁，我母亲比我最小的舅舅要大将近二十岁。后来她当老师时，她弟弟在台下听课。她七八岁时，已经开始操持家务了，去溪水边洗衣服，就看见溪水里钻出来了一条龙，还是红色的，对着她叫了三声，然后潜到水下不见了。他们正色说，女人遇到龙对自己叫，这是天授降书。孔子母亲颜徵，当年就遇到过麒麟对她鸣叫。我爷爷当年是国民党军官（他会武术，好像还有一定级别），淮海战役后，觉得国民党无望了，就退下来了，做了个乡绅。后来整风整社运动时，他被揪了出来，当街批斗，我父亲当年还在念小学，听说家里被抄了，民兵正在逮他这个狗崽子，他家都没回，连夜扒了辆煤车跑路了。那辆煤车正好是去东北的，到了东北，他从车上来，谎称自己是孤儿，后来他就被大队支书家收养了。当时收养他的大队支书，和我姥姥家挨着，相当于邻居。再后来，他打听到自己的亲舅舅（我奶奶的弟弟）当了县长，我爷爷也平反了，他就和我母亲求婚了。现在想想，我母亲还是有些浪漫主义气质的，当时义无反顾地跟着他千里迢迢去了江苏。我母亲说，我父亲告诉她，他们家是江南世家大族，书香门第，结果过去一看，屁的书香门第，早就没了！因为我舅爷在徐州做了县长，大家都跟着去了徐州，徐州那地方，民风彪悍，穷山恶水，而且轻文重武，所以他们也入乡随俗了一下。我母亲过去的时候，发现家里八个孩子，一个个瘦骨嶙峋的，还光着脊梁，裤子上扎条红布，在打麦场上练武。当时我爷爷见他们家老二不仅活着回来了，还带回来一个大媳妇，高兴得不行，决定要犒劳犒劳他，于是改善了一下伙食。据说是弄了一小把秕谷，丢在打麦场，结果铺天盖地引来了一大群麻雀，然后用那种捕鱼的撒网往下一撒，就盖住上百只，然后大家洗剖干净了，红烧了吃。当时整个家族奄奄一息，我父亲就决定做生意，他也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企业家。徐州人极其剽悍，尤其是丰沛两地，古代是出大流氓头子，大响马的地方，刘邦不就是个混混出身嘛！在好多地方，你会发现有东北帮，河南帮，湖南帮，其实还有徐州帮，唯一一个以地级市（其实主要靠丰沛二县）力压一个省的嚣张存在。我们家做的算正道生意，主要做旧城改造，以及全国各地的景区修复等，国内好多大名鼎鼎的景区都是我们家参与修复的，像古寺、道观，修复过很多。当年我们家有很多寺院送的礼物，像一尺高的金佛像，小树般的珊瑚，这种当年都不算什么。我父亲追求的是一种江湖侠客的生活，他常年在外面，只是每年过年时在家呆一个月。他回来之前，当地最有名的饭店管事，会提前来我们家，拟定好一个月的菜单，大碟小件，冷热果蔬，香烟美酒，二十四小时流水送过来。那一个月，我们家不锁门，不管认识不认识，随时可以推门进来，报个名号上来，就可以上席喝酒吃肉，真像古代镖局一样，不仅热情招待，临走还有盘缠送。当时进出我们家的，都是江湖人物，我记得当时有个独眼老大哥，他很喜欢我，老给我表演如何吐烟圈，还喜欢扛着我到处放枪（他有一把手枪时刻带身上），还用筷子蘸酒喂我。不过我母亲很讨厌他，说他身上背着好几条人命，要远离这种人。徐州那边有煤矿，煤车要走铁路运出去，他们就在铁路那边设卡收保护费，每过一辆煤车，收五毛钱，这是特别野蛮的一个生意。这种收保护费的，都是最凶的恶人，他们家兄弟七人，为了抢这个，死了六个，就剩下他一个人了。他们七兄弟拿着枪，挨个血洗了竞争对手家，血洗一家，就出来一个兄弟抵命，这样死了六个兄弟，最后才抢到了这个生意。我记得还有一个时迁一般的人物，这是个盗墓贼，还是个大盗，徐州这边的汉墓他盗了好多座，他平时总是哈欠连天的，睁不开眼一样，每次看见我，就笑眯眯地摸摸我的头，随手掏个东西给我，最多的是玉佩，有时候是一个铜疙瘩。现在想想，这些都是汉玉啊，雕工最好的汉玉，哎，当时都当玻璃球和小伙伴们打飞了，现在要是留下一堆就值钱了。还有一个看着像白面书生的，不过这个人，连那个独眼龙都怕他。他是微山湖的猫子，就是渔民的头，他们那边打架很野蛮，都用鱼叉，叉死了往湖里一丢，连尸骨都找不到，没人敢惹他们。还有一些武林人士，这些人会一些拳脚功夫，他们有时候喝着喝着也会过两招，打得满屋狼藉。我记得有个人会甩针，他身上别了好多缝衣针，用手一甩，缝衣针就钉进镜子里，很神奇。他性格极其豪爽，一诺千金，只要你求到他，不管对错，他都给别人办，所以朋友很多，但是都是酒肉朋友。他小时候在外面流浪过好多年，吃过很多苦，所以见不得人受苦，他有一年冬天喝醉了，路过河滩，看见一个老太太在割芦苇，二话不说跳下去帮着割，后来把身上割得到处都是血口子，差点儿冻死在水里。他每次回来，和尚、道士、算命的瞎子，三教九流都挤破门，每个人过来，不管是修庙还是建观，娶亲还是嫁女，他总会给别人一个满意的数字。从我记事以来，关于他的风流韵事，就没缺过，他那些荒唐事，一直是我们那个小城津津乐道的故事。我念小学时，学校组织春游，去公园放风筝，有同学说那边有个很阔气的人在约会。那是九十年代，大家穿得都很朴实，他一直穿西装大衣三件套，所以别人看着“很阔气”。有时候去澡堂子泡澡，就听到有人在摆龙门阵，讲起他的风流韵事，他如何在夜场为姑娘一掷千金，如何和别人争风吃醋大打出手。他觉得我太柔弱，不像他这种江湖风格，像个臭教书先生！我确实也不争气，小时候奇笨无比，小学三年级就留了一级，后来高考考了三年才考上一个破大专，还没念完就退学了。所以我父亲和我母亲说，我是个废物，他作为东晋名臣谢安的五十七世孙，有愧祖宗，所以要多留几个种。他后来又找了一个女人，给他生了一个儿子，一个女儿。这两个孩子生下来后，就被抱到我爷爷家那边，在我几个叔叔家轮流喂养。我们家当时是县里的首富，我父亲的七个兄弟姐妹全靠我们家接济，给他们开面粉厂，给他们开收购站，给他们盖房子，给他们修路，给他们开养鱼塘，总之有任何困难，都来我母亲这里要钱，几个妯娌之间闹矛盾也要来我母亲这里评理，看起来亲亲切切一家人。当时我刚念初中，我姐姐要念高中，正是要花钱的时候，可是她还是毅然和父亲离婚后，带着我和姐姐两个人过。我父亲那边自然是彻底断绝了关系，我母亲娘家也指望不上。我母亲刚嫁过来时，有一天和我父亲吵架，半夜跑出去，去邮电局给她父亲哭着打电话，说过不了了，想回东北。她父亲冷冷地告诉她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你自己选的路，死也要死在那里。背井离乡，举目无亲，我姐姐就说，她不读高中了，去读幼师，这样可以提前工作养家，她挥挥手拒绝了，让她安心读书，钱的事情她会自己操办。她就卖掉了几乎所有家产，以及陪嫁的首饰，把支出压缩到极限，后来在最苦难的时候，她还蹬着三轮车去市场上卖头花，这样艰难维持着生活。我们家当时穷得要命，不过还很清高，从不接受别人的宴请，因为回请不起，不过即便如此窘困，还是依旧读书、写字，依然保持着一种蓬勃向上的精神，并没有觉得自己低人一等，想想还是母亲的功劳。我母亲是一个很乐观的人，什么悲惨的事情，她自己想一想，也觉得挺有趣的，就过去了。我后来在潮白河上，几乎陷入绝境，也靠着这种乐观精神撑下来的。我当时还小，人也傻，不过在某些时候，也觉得家里的确很窘困了。我踢球很有天份，甚至被球探发掘过，让我去济南的山东鲁能试训。球探还找了我们班主任，班主任很兴奋，专门给我批了一天假，让我回去跟我母亲说说，因为当时踢球待遇很好，据说只要能踢上二队，就给一套一百二十平米的房子，年薪几十万。我兴冲冲回到家，发现母亲买了一堆烂白菜，摘了又摘，然后煮了一锅汤自己喝。她见我回来了，很不好意思，说重新做饭给我吃，自己喝汤就好了。后来我高三时，成绩很差，不过有些写作的天份，获得了一些征文大赛奖项，还有多篇文章被选入各种文集。当时我们语文老师是校长，他很欣赏我，跟我谈了好多次话，拼命帮我找关系。有一个师范学校的招生办主任是他学生，他跟学生说了我的情况，那边同意用文学特长生的名义特招我。他很高兴，让我回去跟家人说说，赶紧去报个名，这事情就成了。我答应了一声，然后去了县里的新华书店，看了一天书回来了，压根没跟她说。穷人家的孩子，遇到任何事情，首先想的是危机，而不是机遇。好多人不明白，为什么穷人总是畏首畏尾，畏畏缩缩的，那是因为你没穷过，穷人压根没有试错成本，穷人输不起。我小时候很自闭，经常一整天都不和人说话，经常一个人读书，一个人踢球，一个人发呆。我母亲很担心我，不过她并不表现出来，就让我默默长大，只要健康就好了。我高三时，突然不愿意念书了，就回家住了二个月，后来有一天，我在家呆烦了，就又回去念书了。大学时，我自己偷偷办了退学，回家后告诉她，她也没说什么。我二十三岁出版了第一部作品，有一天，我发现她戴着老花镜在那读我出版的书。有些字她不认识，还买了一本字典查。她有一个关系很好的牌搭子，她女儿是我高中同学，很喜欢我。他们家和我们家之前差不多，也做旧城改造的，不过他们家做完后，政府没钱给他家，就把县城中心地段的两条街抵给他们家了。她母亲找我母亲，意思是她女儿看上我了，要是我愿意娶她，她们家可以陪嫁一条街的房产。她自己说着说着就笑了，我也笑了，后来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。我们家也总是“没大没小”，有时候喊她“老太婆”，有时候喊她“可可”，汪曾祺先生说“多年父子成兄弟”，我们是“多年母子成姐弟”。现在想想，我能成为这样一个人，这样一个作家，拥有这样奇特的履历和经历，是和她这种放任自由的教育分不开的。后来，我有钱了，带她去北京一家特别贵的私家菜馆吃饭。这家饭馆的筷子很沉，我老婆好奇是什么材质的，我母亲说，这是象牙筷子。 
